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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与读书: 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

咖啡与读书: 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

[导读] [法]雅克.杜加斯特在欧洲各大城市,城市化的发展和工业化催生的新生活条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休闲观念的逐步转变。从此,随着劳动环境的改善有了休息时间,对于日渐增多的工人和来

咖啡与读书: 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

[法]雅克.杜加斯特

在欧洲各大城市,城市化的发展和工业化催生的新生活条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休闲观念的逐步转变。从此,随着劳动环境的改善有了休息时间,对于日渐增多的工人和来自农村的雇工来说,经常性的、有计划的娱乐活动开始取代宗教活动在星期日所占据的地位。在不多年的时间内,一些新生的娱乐形式有了潜在的公众群体,而这些娱乐形式很快就成为现代文化生活的标志。
19世纪最后20年间,我们所称的“咖啡馆文化”在欧洲大部分大城市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文化生活演变的一个典型而惊人的事实,看作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内的断裂和变迁的外在标志。
作为典型的现代交际、娱乐空间,在欧洲各个首都和其他大都市,大型中心咖啡馆数年之内就成为城市新生活方式的标志,同时它也表现出与社会关系和私人生活之变迁相关的各种危机的症状。在当时,咖啡馆日益明显地取代上流社会或市民阶层的沙龙,后者从17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文化和艺术聚会的主要场所。沙龙是与某位个人(贵妇、政界或文坛的重要人物)或家族联系在一起的空间,基本是私人性的,这种性质表现在其特殊形态上,即它的运作须遵循必须的礼仪。即使是能够进入沙龙的人也有被排除的危险,而且被排除的原因有时是微不足道的:在我们关注的这一时期,小说家马赛尔·普鲁斯特曾对“沙龙文化”的持久性作了相当广泛的说明,无疑他也提供了有关沙龙机制的最精确的分析。
1880~1900年,以巴黎的咖啡馆为模式的文学艺术咖啡馆在欧洲各地大量涌现,前者的原型看来是18世纪初设立的普罗柯普咖啡馆;这些咖啡馆一开始就是作为沙龙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们是公共场所,从性质上说向所有人开放,不涉及任何入门条件、任何特别的社会身份,不需要公开声称归属于某个等级或圈子。如果说人们很早就发现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某些咖啡馆有专门化的趋向,那通常是由于某种偶然的结合而造成的,而且大部分是短暂的现象,它从来不导致公开的排他性。某个人或某群人之所以经常光顾某个咖啡馆,这首先与某种纯属自愿自由的选择有关。由于没有了作为沙龙之特征的强制性先决条件(如服饰穿着方面的严格要求)和特别的行为规范(引见中的礼仪、对等级的尊重、谈话的规则、进餐的方式……),咖啡馆很快就成为有利于各个最不相同的阶层的聚会场所,成为文化同质化的特殊空间。
当时各大文学艺术咖啡馆与报刊业的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在中欧的一些咖啡馆的例子中也许体现得最明显。在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很快就确立了让读者去挑选通常数量很大的日报(或周报)的习惯,人们不仅可以选择地方性的日报和国家大报,而且经常可以挑选真正的、典型的欧洲国际性报刊。这一习惯至今仍保留在维也纳市中心的某些咖啡馆里,即使在今天,格伦施泰尔、赫伦霍夫和中央咖啡馆的顾客也肯定不见得比它们19世纪90年代的顾客能期待更多。很多文学作品让人联想起这些咖啡馆,还有读书室——这是交流批评意见的地方,但也是很多作家喜爱的写作场所,有时他可以在那里坐上整整一个白天或晚上,无拘无束地观察、倾听、记录,殷勤的服务生、女收银员和老板只是以善意的目光注视着他,并不要求他有特别的财力,一点简单的消费就可以让他不限时地使用这个地方。
在20世纪初的柏林,人们也仿照维也纳的模式,在威廉纪念教堂区设立了文学咖啡馆。19世纪80年代,“小黑猪”咖啡馆就已经成为艺术家和作家们喜爱的聚会场所之一。1889年,人们就是在这里认识蒙克和斯特林堡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些年中,作家和艺术家最常去的柏林咖啡馆是“罗马咖啡馆”和“西方咖啡馆”,后者被人谑称为“大幻想家”,因为那里面的人埋头于没完没了的哲学和艺术辩论。


文章来源:咖啡虫发布作者:云南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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